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尤为重视。他曾强调：“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为实现“把全党变成大学校”的愿望，毛泽东以身作则，积极促成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热潮。

亲自带头学习马列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你学到一百岁，还是不能说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延安时期，毛泽东以身作则亲自带头学习马列，致力于党内好学风的形成。

　　毛泽东在延安发愤攻读的马列书籍，内容很丰富，包括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和阐述马列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等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作品。他曾说，我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在列宁的作品中，《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以及《哲学笔记》等，又是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常写一些批语，用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写上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如解放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书籍十分关注。1936年8月14日，他给早年的好友易礼容写信说：“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李鹤鸣即李达，信中提到的“李之译著”很可能就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43年12月20日，他致信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4天之后，他给刘少奇送去193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恩格斯的《从猿到人》（郭烈夫编），并致信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竟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关于他发愤读书的情况，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记录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亲自带头讲授马列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但热爱阅读和学习马列著作，他还亲自带头讲授马列。为了提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多次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讲授马列主义，尤其是马列主义哲学。

　　在延安各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毛泽东到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最多，他曾多次向红军指战员讲授哲学课程。针对红军干部大多出身工农，文化水平较低，难以清楚地认识和理解马列主义的现实情况，毛泽东在授课过程中，经常列举许多实际生活中通俗易懂的事例来阐明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比如，在讲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时，他就以在延安西北菜馆的厨师炒菜为例，说他的菜之所以炒得可口，是在历经一次次失败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慢慢摸索出来的，这也就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样，他就把有些本来较难理解的晦涩的哲学问题，变成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东西，这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员的认识水平。毛泽东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解马列主义哲学的两篇讲稿，当中引述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论述。为了讲好这两次课，毛泽东作了认真周密的准备。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他声情并茂，语言幽默，引人入胜，能将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使学员深受启发。当时在场听课的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毛泽东很喜欢到抗大授课，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

　　在讲授和阐述马列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善于提问是毛泽东很有特色的讲课艺术。1937年12月15日，毛泽东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授课。期间，他向全校学员问道：“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啊？”大家大声回答：“会。”毛泽东又问：“会不会打草鞋？”大家又齐声作了肯定的回复。毛泽东笑了笑说：“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他又略微提高声音说，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提问和解释，用朴素而鲜活的话语向学员阐明了马列主义的道理，深受学员的欢迎。

亲自带头倡导马列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发愤读马列，亲自讲马列，他还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来研读和学习马列，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马列。

　　早在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就针对李富春等人所提建立流动图书馆一事，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署名，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93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任务：“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为完成这一任务，组织更多党内同志一起学习马列主义，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艾思奇、何思敬等18人组织发起了“新哲学会”，它是在延安建立的研究和普及马列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新哲学会”成立后，延安的许多党政机关、学校纷纷成立哲学研究会和研究组。它们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编辑了一些哲学教材，并经常举行哲学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

　　毛泽东亲自带头倡导马列，是由于他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在教育干部和提升其政治文化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因为此，他曾多次为干部指定阅读书目。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当时在外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他强调，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

亲自带头支持翻译马列

　　延安时期是党中央翻译出版马列著作最有成就的时期之一，该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和《列宁选集》16卷本，以及马列主义关于经济、军事、哲学和文艺等方面的著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毛泽东为翻译出版这些马列著作，扩大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著作，既是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基本途径，又是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对此，毛泽东深以为意。1938年5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成立专门的翻译机构——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集中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集，并尽可能编著反对主观主义与机械论的小册子。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凯丰：“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延安整风期间，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的工作一度有所削弱。为纠正这种偏颇，1945年4、5月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两次讲到要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问题。第一次是在4月25日，在毛泽东所作口头政治报告的第三部分第二个问题中，他特别讲到应如何对待理论工作和翻译工作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第二次是在5月31日，毛泽东在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再次强调了翻译出版马列著作的重要性：“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